任贤良会长：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规应可追责可督查

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此后短短5年间，中国的互联网领域持续保持着高速发展的同时，网络空间的治理也成绩卓著。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任贤良，曾经参与过中央网信办组建工作，亲历了其中一系列与互联网治理和发展相关的重大事件与决策。

随着5G、人工智能等新生事物的发展，我国的互联网在未来还将面对更多的变化与挑战，如何使网络治理促进信息的有序流动，如何应对更多的技术挑战，任贤良会长就此接受了南都专访。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 任贤良

对待网络 我们不能事非经过不知难，书到用时方恨少

南都：2018年11月，你发布新书《最前沿：国家网信工作沉思录》，其中有你对网络空间治理的思考。出版这本新书的初衷是什么？ 

任贤良：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主战场、最前沿，在一定意义上说，得网络者得天下。我长期从事新闻记者和意识形态的工作，处在斗争的第一线，对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革命所带来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切身的体会。可以说我是较早敏锐看到互联网既能推动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活跃，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一系列挑战。所以我也最先提出要统筹两个舆论场，加强网络管理，不能使互联网成为法外之地，或负面舆论和负面情绪的聚集地和宣泄地。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有幸被调任国家网信办任专职副主任，参与到中央网信办的组建工作，可以说亲历了一系列网上的重大意识形态斗争和有关加强网络管理、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以及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制定出台。我们不能事非经过不知难，书到用时方恨少。 

这些年，我们国家在网络空间治理上，从乱到治，日渐清朗；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电商交易如火如荼。可以说，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网、治网之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总结经验正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这就是我集结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希望对后来者有所启迪和思考。 

南都：这本书发布后，你收到了什么反馈？ 

任贤良：这本书出来以后，可以说在社会上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光明日报发了书评，中央主要的新闻网站都做了相关的报道，地方、高校、研究单位等也对这本书给予了比较好的评价。目前已经开始第二次印刷。这也反映了整个社会都希望积极应对互联网带来的挑战，以及它和社会治理、经济发展之间的规律，希望能利用互联网更好的造福社会。

大数据的分析与推荐，已经形成一种新的“读心术”

南都：书中有一篇提到关于网络舆论传播的一个新特点，网络媒体社交化，使得个性化信息筛选慢慢成为一个常态，信息圈层化的情况更明显了。据你观察，就当下这种网络舆论特点是否更突出？ 

任贤良：各种网络媒体，特别是自媒体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圈群化——志气相投的人自然而然地聚集，建立起社群文化。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圈群化使传播更加个性化，传播链条更加动态化。 

此外，还有一些新的特点。一个就是传播的视频化，无新闻不视频、无网络不视频。这些年，足见它们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现在人们在阅读新闻时变成了浅阅读，更乐意去读图、看视频，尤其年轻一代更突出，人人都是自媒体；第二个就是传播的直播化，更直观、零时差，还更有现场感。直播带动的一个产业就是所谓的“网红经济”，而少男少女们去追逐直播，也带动了相关的服务产业发展。还有AR（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等相关产品更是目不暇接，精彩纷呈。 

应当说，没有一项技术能够像互联网这样，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如此深刻而广泛的影响。随着下一步技术的发展，会有更多的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我们甚至无法猜测今后会产生出怎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新的产品和业态，这也给我们的管理和发展提出了新课题。 

南都：刚才你提到网络传播具有个性化、视频化的新特点，对管理和发展提出了新课题，比如说社会属性，你怎么看？ 

任贤良：现实来说，管理总是相对滞后于发展的。只有现实发展中出现问题了，我们才去针对这些问题去改进。比如区块链技术，因为不可篡改的特性，它在互联网金融能得到很好的应用；但是如果把区块链的技术反过来，用于一些不法的行为，就会很可怕，给我们带来极高的社会管理成本和代价。所以我们就说技高一尺，管理希望能够高一丈。所以互联网管理不能光是寄托在人的管理上，还得提高技术管理水平。 

南都：你的书里还提到，目前基于用户偏好的算法推荐，已经运用到新闻视频，短视频和一些购物网站上，一般算法是基于你的个人偏好，它会对你的个人隐私更了解，另一方面相同的信息会可能更加频繁地推送给你，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任贤良：可以说，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精准推送将新闻分发的有效性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它根据人们阅读的信息、兴趣偏好，利用大数据去分析和捕捉，形成一种新的“读心术”。举个例子，我们国家现在的微信公众号大概有2900多万个，App也有将近2000万个。你真正打开使用的有几个？ 我估计一般人每天经常用的也就3、5个，实际上大量资源和时间是浪费的。所以我们不能低估这种算法推荐在阅读革命上发挥的作用。 

但是仅仅靠算法推荐就觉得万事大吉，显然低估了技术带来的一些负面作用。比如说有人偶尔浏览了一些内容，不管它是体育的还是文艺的，甚至是低俗内容，算法都会基于这些信息放大推送，更多时候机器只会判断哪条新闻更博眼球，然后把故事性更强、更具刺激性的东西推送给读者，有时候让人不堪其扰。 

比如前段时间刷屏的《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骗了多少人的眼泪和点赞？可是后来发现就是一个编剧高手编出来的一个假新闻。如果是机器抓取和算法推荐，肯定会把这样的内容推荐出去。如果没有人工干预，就容易把我们引到沟里去。 

所以我们必须还要有结合人工和算法，特别是面对丰富多彩的社会，光想靠机器去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现在我看有一些网络公司即使有了很厉害的算法，依然会去培训人员，这是必须付出的成本，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偏差。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必须明确主管部门的责任

南都：去年我们看到报道，你参与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的调研，是否能介绍一下调研的情况? 

任贤良：这次的调研是针对未成年人在互联网上的保护， 比如沉溺上网、沉溺打游戏，还上瘾这些问题。如果只是不让孩子上学带手机，不让他们上网，都不现实。现在的社会现状下，不可能把未成年人隔离在信息社会之外。我们要引导未成年人看到网络带来的有利的一面，比如动画片，有教育意义的片子，或者去查一些资料，都很好。 

对于网络成瘾的现象，政府必须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由相关部门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其中加入网络保护的内容；企业也应该尽到主体责任，不能只想着盈利。当然我们这些网民也应当提高自己的网络素养，不上传低俗的，黄色的有害信息。 

现在有一些专家探讨要不要给信息分级，不能笼统地要求要么不让未成年人上网，要么完全不管。有一些专家也提议，要让法条可核查可执行可操作，不能太原则化，导致落不了地。另外还得有专门的部门去管这件事。过去我们认为是学校、共青团管，现在随着未成年人法律更加健全，这一领域就要有执法的主体，除了法院、司法部门、行政部门，政府部门、互联网企业、社会组织、学校、家长分别该负什么责任都需要厘清。这次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就是把这些问题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南都：你在调研中有什么发现，或者让你印象比较深的事吗？ 

任贤良：大家都有个共识，就是必须明确主管部门的责任。过去这个问题的管理是多龙治水， 今后无论是学校也好，公安或司法部门也好，必须得有一个主体责任部门。另外一点就是法律条文一定不能太笼统、太原则，必须就是可操作、可执行、可督查、可追溯的。